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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 文风盛（第2页）

虽然知晓过些年当今皇帝亲政后，表明绍述，大力打击元佑大臣，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轼、苏辙等旧党党人于岭南，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但他接着重用革新派如章惇、曾布等，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凡此种种，既是年青皇帝脱离高太后禁锢的反攻清算，更是党争的升级版。

要知道，“车盖亭诗案”就发生在去年。此案与十年前的“乌台诗案”同为“笔祸”，性质也相同，既有个人恩怨，也有政治斗争，但后者远比前者的波及范围更广，影响更为深远。

这场文字狱牵连甚广，影响也远大于“乌台诗案”。事件始因与经过此处并不赘及，单说说后续事宜——

首当其冲的是王安石之后官位最高的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被一贬再贬，直至认定其所言“文过饰非，妄意幸免，而情状明着，可以无疑”，“词皆虚妄，必不可信”，“乃委曲苟免之词，不足为凭”，“罪在不赦，合寘诛窜”，并已决定将蔡确贬至岭南的新州，以“为今日诫，为后世训”。当时有“春、循、梅、新，与死为邻”的说法，是说这四州地广人稀，“炎疠”严重，外乡人到此九死一生。

高太后接着在朝中展开大清洗，范纯仁罢相，王存罢政，李常、彭汝砺、盛陶等人被逐出朝廷，旧党不仅对政见不同者心狠，对自己人同样不手软，而且把人斗倒还不忘踩上一脚。洋洋得意的刘挚对人道：“范纯仁早有名声，又为司马光所重，现在看来不过是浪得虚名。”文彦博连人父亲都扯了出来，说：“范仲淹不过也是虚名耳。”至此，熙宁、元丰以来两党总体上争而不斗的局面被打破。

其间，当年“乌台诗案”受害者苏轼的态度很有意思。这时苏轼在旧党内斗中失势，自翰林学士出知杭州。临出发前，苏轼上疏给高太后和皇帝，说蔡确确实涉嫌诽谤高太后，接着建议由皇帝下旨严查，而后高太后出面阻止，不再追究，这样一显皇帝孝心，二显高氏仁德，但未被高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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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书舍人彭汝砺认为此开“文饰罗织”之端，多次上疏反对。御史中丞李常、殿中侍御史翟思、监察御史赵挺之、王彭年等均不肯弹劾蔡确。

文彦博、梁焘、范祖禹、吴安诗、刘安世等却是“除恶务尽”，痛打落水狗，责无旁贷。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你死我活的新旧党争，士大夫化笔为刀，向对手的脑袋狠狠砍去，大宋国终于不堪其重，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文人的笔，果真是狠过武人的刀，例不虚发，杀人不见血。

王棣可不想陷入刀光剑影的党争。但问题在于他的身份贴上了标签，王安石之孙哪，难道还能“弃暗投明”站到父祖的对立面去？要想摆脱这种窘境，摆脱身份阴影，凭自己的能力走科举之道是最佳选择。

这，仅仅算是小跳板，关键的一跳在省试及殿试。

发榜后，新晋举人按例去拜见本科主考、同考，以“恩师”或“恩府”名之。

古时学子称谓老师，其时是有区别的，大致可分门师、房师与座师三种。

门师是指授业老师；房师是科举时的本科阅卷官，如时下的经义科与诗赋科便各有阅卷官；座师则是科举（乡试及会试）的主考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