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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警钟（第4页）

如果被剪掉的“41-46”是凶手的DNA型，久间就不是凶手，其他证据将不再有意义。

得知这个篡改行为时，我觉得自己触及了科警研的黑幕。难道是“饭塚事件”成了警察厅重点关注的案件，面对警方与检方的施压，科警研只能出此下策？

负责“足利事件”与“饭塚事件”DNA型鉴定的科警研主任研究官S女士，在“足利事件”DNA型鉴定成为神话的一年之后出了一本书，名为《血迹会讲话》，其中写道：

我写下的每一行字，都可能令被害人与嫌疑人的命运发生改变……在试样状况恶劣、难以鉴定的情况下，书写鉴定书，我都感觉自己会折寿。

在“DNA型鉴定的陷阱”一章中，她这么写道：

只要推断出凶手的DNA型就能破案的想法大错特错。（中略）DNA型鉴定只不过起到辅助侦查的作用。如果没把这点搞清楚，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一直心怀畏惧。（横线为笔者所加）

我无法感受到她字里行间的痛心。

身为警方内部人员、科学侦查的专家，她在书里写下DNA型鉴定只起到辅助作用，不可能成为杀人案中的绝对证据，却在现实中将菅家送进了监狱，让久间走向了刑场。这些难道不是她在书里写的不堪设想的后果吗？

S女士在“饭塚事件”的调查书中写过，没有剩下足够鉴定的量。这行字与我曾听到的一句话重叠在了一起：“唯独那件衬衣，希望能让我们来保管。”

只要封存两起案件中凶手的DNA型，就能永远拉上鉴定的黑幕。

我也曾听过侦查机关的真实声音。

那天，我与衫本部长和侦查机关的高层碰头，告知对方我们目前掌握到的信息——我注意到“鲁邦”的契机、被大家忽视的调查书、目击到“鲁邦”的证词、“鲁邦”的住所与姓名，以及他的DNA型是“18-24”。

这位领导并不知道在“足利事件”的侦查过程中出现过目击到“鲁邦”的证词，听完后无法掩饰内心的惊讶。看了我带来的资料，他开口说道：“这人就是凶手啊！”“我认为他诱拐了小女孩，牵着她走到河边，然后杀死了她。”

他看着照片，深深叹了口气。“居然还有这样一个人存在。”然后用低沉的声音继续说道，“我会想办法，你们能不能再等两个月？”

他要求我们暂时不要报道“鲁邦”。破案优先，这点我没有异议。至于时效障碍，他建议我们从《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项的解释入手。

可是，六天之后这位领导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他打来电话，告诉我DNA型不吻合，言语中满是放弃的意味。

只是因为不吻合吗？致使那么多无辜女孩丧命的案件，他要就此放弃？他们眼中的正义就这么不堪一击？

我回想起那位领导在餐厅里说的一句话：“那么，‘18-24’你们可以不追究吗……”

空气突然凝固。